火电厂湿法脱硫与烟气循环流化床干法脱硫工艺比较

[14] 参见前注4，孙丽岩文。

[35] 哈尔斯玛提案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有限的司法审查机制（limited judicial review）。1953年修宪时，宪法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条款（第94条），其规定如果荷兰王国的一项国内立法与对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 (binding on all persons)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组织的决定相冲突的话，该项立法不得实施（shall not be applicable）。

[49]（2）其次，《荷兰宪法》和《荷兰联合王国宪章》只是国家宪政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惯例和习惯法组成的不成文法不但同样重要，而且效力要高于成文的宪法文件，因为对不成文法的违背可能会导致宪政危机。maatschappelijk draagvlak则几乎不能直接翻译成英文和中文。女王同意将内德报告提交下议院进行讨论。司法审查的弊端恰恰在于，其不仅允许司法绕过代表民意（the popular）的议会，而且还可以授权法院公开废除议会所通过的法律，从而导致司法直接侵入到立法权的领域，冒失地加入到政治角斗中，成为政治的僭越者。[29] Joint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of 21 March 1986, NJ 1986/585-588 (Spring decisions).关于这一案件我将在下文中予以详细讨论，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该案之所以被称为春天判决，是因为其在3月21日，即荷兰节日中的立春之日做出的。

当时的荷兰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咨询委员会负责研究如何修改宪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在本案中可以看到，荷兰最高法院并没有咄咄逼人地宣布《家庭法》违宪或者不适用《家庭法》，而是通过司法解释技术的巧妙使用，事实上改变了《家庭法》相关条款的含义，并为该法提供了一套其自身并不具有的法律解决方案。但是，国家机器的内在展示，也就是它的实质价值，则借助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机构建制得以表现出来。

其二，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神权宪法要服从某种普遍化的宗教中的命令和规则。就像美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是在麦迪逊思想和杰斐逊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的思想指导着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的解释，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也采取传统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方法，将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政治规范价值引入法律话语当中加以贯彻落实。他早在东欧事变之前就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的著作，他在该领域的著作可参见：DemocracyandCivilSociety:OnthePredicamentsofEuropeanSocialism，theProspectsforDemocracy，andtheProblemofControllingSo-cialandPoliticalPower，Verso,1988。

由此，苏联的国家一政党体制强调专政、官僚制、服从和一元化的国家结构，党内缺乏民主，国家缺乏法治，最终堕入极权主义国家。[47]DonaldClarke,AlternativeApproachestoChineseLaw:Beyondthe‘RuleofLaw'Paradigm，2WasedaProceedingsofComp.L.49，49-62（1999）.[48]LarryCataBacker，见前注[32],p.125-126。

[51]这个概念一方面将社会各项事业纳入法律规则的治理之下，从而用法律的意志来取代个人意志，用法治来取代人治，这无疑符合西方法治模式的基本要求，但这个概念同时融合了党的领导，使得法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处理党与国家的权力划分方面，巴克尔并非着眼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职权划分，而是紧紧抓住邓小平提出的国家制度建设这个关键来考察党与国家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制度建设最终要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社会的模范，努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原初构想的无国家制度，同时承担起为社会提供政治价值的任务。[49]而在国家权力的运作中，中国国产党作为人民的建制化代表（theinstitutionalrepresentative）服务于重要的国家目的，即将国家权力的形式化正式机构与政治权力行使的规范性基础融合起来。因为构建统一的国家需要的不是宗派之间的党争，而是统一的人民意志的形成。

也许，就像美国宪法中的反多数难题一样，国家一政党的权力划分难题可能会带给中国学者持久的困惑。可见，巴克尔在理解党与国家的分权过程中，试图把党组织仅仅理解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显然忽略了国家一政党体制中上述复杂的分权机制。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锋队政党的特征，从来没有放弃革命的政治理想，尽管可能一段时期曾策略性地调整革命的目标。因为只有严肃对待历史的思想家才能真正理解普遍性规范所包含的政治意涵，而规范主义者总是试图用法律程序技术过滤掉普遍性规范中的历史和政治意涵。

[18]在巴克尔看来，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未能容纳宪政的基本理念，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法治。（美）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这是公共组织的外表，也是其他世界所期望看到的。当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时期从先锋队政党变成阶级政党，哪怕是全民党，也意味着背离了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从而加速了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和堕落。

尽管巴克尔教授在法学院讲授宪法、公司法、欧盟法和比较法等传统法律课程，但他自己的研究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科专业研究，而是围绕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跨学科研究。[9]有关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参见王新颖（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23]因此，在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党从国家之外转向国家之内的漫长过程，其中的政治动荡就与这种转型有关。但是，巴克尔对中国宪法的关注基于他对人类组织中权力／法律机制的兴趣，由此能够将中国宪政、美国宪政和伊朗宪政放在一起比较其运行机制和价值的不同。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普遍、永恒的社会正义，就必须把废除阶级进而消灭国家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概念的影响下，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中。

现代政治科学对三权分立学说提出批评，认为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包括政治或决策的要素与行政或执行的要素。用施米特的学说来解读美国宪法，参见PaulKahn,PoliticalTheology:FourNewChaptersontheConceptofSovereign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1。

由此，20世纪基于苏联极权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与19世纪以来基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的批判一脉相传，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宪政的角度看，这种区别是关键性的，从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迈向法律约束的治理架构，表明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来采纳以法治作为组织政治权力的基础性框架。

[5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行使行政权力，现在这属于全国人大的职能，这个权力依照法律来行使。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再是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象征，反而成为国家一政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10]以至于重新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倾向。（三）国家一政党关系的法律化：宪政法治国的建构宪政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从而使得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中进行运作。因此，真正关心中国宪政法治建设者，不能不认识国家一政党体制、研究国家一政党体制，从而改革国家一政党体制、完善国家一政党体制。法治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乃是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规则对权力构成了刚性约束，权力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作，这是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标志。

由此，一个由自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存在阶级，也不会存在统治，自然不需要国家。[56]LarryCataBacker，同上注，p.16-7。

这样，党的组织权力与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权力之间就形成了有效的分权和制衡。不过，在巴克尔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宪政模式一方面与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有相似的地方，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高的社会规范价值超越于宪法之上。

在他看来，这些宪政模式很关键的不同，就是建构治理边界的规范和这些规范运作机制的渊源不同。其三就是中国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

党与国家的分权实际上是由原来的党委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转向了党委透过确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进行人事任免这两个渠道来间接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巴克尔看来，仅仅从成文宪法角度来理解国家一政党体制无疑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看待宪法问题，这种视角坚持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建制相分离，完全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忽略了党与国家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关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宪政意义。党不宜管的太多太细，应当把权力下放，将权力交给各级政府去管，从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留下足够的空间等。[54]LarryCataBacker,AConstitutionalCourtforChinawithin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cientificDevelopmentandtheInstitutionalRoleoftheCCP（November28，2008），p.3（AvailableatSSRN：http,//ssrn.com/abstract=1308598orhttp：//dx.doi.org/10.2139/ssrn.1308598）[55]LarryCataBacker，同上注，p.15。

然而巴克尔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区别，尤其从列宁创设的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看，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换句话说，要正确理解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就必须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

因此，宪政的关键就是法治，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宪法高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运行，从而避免政治权力的恣意，使得政治权力在理性的、可预期的轨道上运行。在后来的严打运动以及应付重大灾难和重大建设事项中，展现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统合能力，这种临时性的国家一政党高度整合被称之为举国体制。

首先，这种分析路径忽略了将党所提倡的政治理念写入宪法中的重要意义，以至于把中国宪政的各种努力贬低为意识形态。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不再是中国实现宪政的障碍，反而成为中国形成独特宪政传统的有利资源。